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关税、威胁国家主权之前，加拿大人心中最大的焦虑其实是另一个老问题：住房负担能力。随着联邦大选临近，选民们开始思考：是否有哪个政党真正拿出了解决这个代际危机的办法？
柳·山内（Willow Yamauchi）说，她和丈夫25年前以27.5万加元的“普通人”价格在温哥华买下了现在的家，而现在，这套房产的市值已高达数百万加元。
在温哥华，这样的故事就像这座城市的阴雨天一样常见。2000年温哥华独立屋均价约为35万加元，如今已超过200万加元。
“我们非常幸运，能在当时买得起房。”这位52岁的作家告诉BBC。她身为X世代，赶上了时代的好时候。
但她也指出，如今的年轻人，如果没有“父母银行”的支持，基本已经被逐出他们成长的城市。
温哥华，这座人口不足百万的文化与经济重镇，长期被视为加拿大住房危机的“震中”。美国加州的查普曼大学曾将其列为全球最“不可能负担得起”的城市之一。
但这并不是加拿大唯一高不可攀的城市。加拿大整体的房价与收入比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。
2021年，加拿大家庭税后平均收入约为88,000加元，而当年平均房价高达713,500加元，是收入的8倍多。在多伦多、温哥华等大城市，这个差距更是惊人。
对于许多加拿大人来说，住房问题始终是联邦大选最重要的议题之一——即便近期特朗普关税成为了“头号热点”。
在特朗普出现之前，住房问题曾推动保守党支持率上升，一度被认为是最有能力解决危机的政党。但自从美加贸易战打响，执政的自由党反而在民调中迎头赶上。
即使在“特朗普冲击”之下，住房仍然是本周两场选举辩论中的焦点。在法语辩论中，主持人Patrice Roy展示了过去10年蒙特利尔、多伦多、温哥华三地的房价上涨图表。
“我想这不会让大家意外吧。”他说，然后向联邦党领们提问：你们将如何解决这场危机？
“对我们来说，买房根本不可能”
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（UBC）采访学生时，不难发现：住房负担问题已经成为年轻人最关心的事。
许多学生为省钱不得不选择住在家里，或者在校外合租，每人每月支付1100到1500加元的租金，往往要与5到6人合住一套房。
24岁的UBC应届毕业生Emily Chu曾因无法同时负担学费与租金，被迫中断学业两年去打工。她目前与哥哥合租，靠哥哥的全职收入支付大部分房租。
“我算是幸运的。”她说。而谈到未来买房的可能性时，她直言：“对我们这一代来说，那根本不可能。大家几乎都默认，我们不可能拥有房子。”
即使是拥有高薪职业的年轻人，也同样买不起房。
28岁的Margareta Dovgal是温哥华非营利组织Resource Works的主管，她告诉BBC，尽管自己是土生土长的“忠实温哥华人”，也认真考虑过搬去邻省阿尔伯塔省生活，那里生活成本更低。
但就连阿尔伯塔的最大城市卡尔加里，2024年房价也上涨了15%，创下2001年以来的人口增长新高。
问题的根源在哪？
加拿大住房危机的根源复杂，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住房供应长期滞后于人口增长，推高了买家与租户的负担。
加拿大住房贷款与住房公司（CMHC）估计，未来6年加拿大需新建超过380万套住房才能缓解供需压力。
但实际的建房速度远远达不到这个目标。专家指出，建房受限的原因包括城市土地昂贵且稀缺，以及市区人口密集、法规限制多等。
例如温哥华，根据住房倡导组织Abundant Housing Vancouver的共同创办人Daniel Oleksiuk的说法，该市超过一半的土地长期被划为独立屋专用区。
“整片社区里，基本只存在价值三到五百万加元的房子。”他说。
联邦政党的应对方案
面对压力，主要政党纷纷提出各自的住房计划。
自由党党领马克·卡尼（Mark Carney）承诺每年建造50万套住房，并成立一个类似战后退伍军人住房计划的政府机构“建家加拿大”（Build Canada Homes），专门负责建设和融资可负担住房。
不过有批评指出，要达成这个目标，加拿大需将目前的建筑速度提高一倍以上，现实性存疑。
保守党党领博励治（Pierre Poilievre）则提出“胡萝卜+大棒”政策：联邦资助将与住房开工量挂钩——多建房的城市奖励，阻挠建房的城市惩罚。同时，他还承诺取消新建住房的联邦税费，希望降低购房成本。
但也有观点认为，这项措施的影响或许有限，因为加拿大大多数房屋交易为二手房。
许多选民对任何增加住房供应的计划表示欢迎。虽然住房建设在加拿大主要由省与市政府管辖，但Dovgal指出，联邦政府有能力发挥“强有力的引导作用”，推动全国层面的改革。
真正的问题是“代际财富分配”？
公共政策教授、智库“挤压世代”（Generation Squeeze）创办人Paul Kershaw指出，政客们回避了最根本的问题：老一辈在房地产市场中积累了巨大财富，而年轻人却要为此承担高房租和高房贷的代价。
“政治协议实质上要求年轻人为维护高房价而付出代价。”Kershaw表示，“但没有一个党派真正点破这个代际矛盾。”
他补充说，政客们私下都明白，一旦打压房价，等于触动了年长选民的资产，“这在政治上是个风险”。
他认为，这是一种文化性问题。政党不仅要建房，还应致力于为年轻人降低生活成本，缓解代际负担。
在他看来，解决住房问题，与对抗特朗普关税一样，关乎国家的主权与繁荣。
“房地产市场的失衡，已经危及国家整体福祉。”
但在真正的解决方案出台之前，拥有住房对于许多人来说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“如果不搬家，”Dovgal略带无奈地说，“那你只能中大奖，或者嫁个亿万富翁。这大概就是现有的出路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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